全面从严治党是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的伟大实践，是新时代党的建设的鲜明主题，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的概括凝练。习近平党建思想着眼党长期执政、国家长治久安，突出强调抓思想从严、监督从严、执纪从严、治吏从严、作风从严、反腐从严，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党的自我革命。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一文中指出，“我们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如何成功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这是摆在全党同志面前的一个战略性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我们不断进行实践探索和理论思考，在毛泽东同志当年给出‘让人民来监督政府’的第一个答案基础上，给出了第二个答案，那就是不断推进党的自我革命。”

　　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是我们党最鲜明的政治品格。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始终站在时代前列、引领时代潮流，根本在于勇于自我革命、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

　　一

　　中国共产党作为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始终面临在对外开放、市场经济、长期执政条件下永葆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这一“大党独有难题”的历史性考验。

　　抗战时期，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1940年访问灾难深重的祖国，在重庆所见所闻的腐败现象让他痛心疾首，内心充满了对中国抗战的绝望情绪。他带着一线希望到了延安，9天的考察让他对抗战的前途和中国的未来充满了信心，预言，假如更多的人像中共这样克勤克俭、兴利除弊，一心为人民的利益而奋斗，我们中华民族一定会成为世界第一强国。从此把拯救和复兴民族的希望寄托到了中国共产党人身上。正因为如此，他就更加珍惜中国共产党的延安精神，更加担心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以后经受不住权力的考验而重蹈国民党的覆辙，于是他就在《南桥回忆录》里提出了自己的忧虑，“然陕北地贫，交通不便，商业不盛，地方非广，故治理较易风化诚朴。设中共若握着东南富庶市场，区域广大，不知能如此廉洁，兴利除弊，为人民造福如延安之精神乎”？

　　的确，权力监督是世界性难题，对世界上任何执政党都是巨大的考验，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更是如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长期以来，各种弱化党的先进性、损害党的纯洁性的因素无时不有，各种侵蚀党的肌体健康的病毒无处不在，如果不严加防范、经常打扫政治灰尘，久而久之必将积重难返。”如何使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这种复合型挑战超越了传统监督的理论框架，构成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史上的“大党独有难题”。

　　我们党在新时代通过全面从严治党实践成功找到了长期执政条件下跳出历史周期率的道路和制度，那就是党的自我革命的道路和制度体系。中国共产党既与西方资产阶级政党有本质的区别，而且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执政的共产党也有很大不同，这种差异性是中国共产党的特色和优势，是我们党独到的品质和境界。根源于她是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中国人民先锋队和中华民族先锋队的有机统一，根源于她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二

　　中国共产党独特的品质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继承了中华民族伟大的忧患意识和革命精神，从来不护短，不回避自身的矛盾和问题，相反，总是登高望远，前瞻性地发现问题、直面问题，义无反顾以自我革命精神解决问题。其中一个一直关注和努力解决的重大问题就是如何破解马克思主义大党的独有难题，跳出历史周期率。

　　首先，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就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历史自觉与坚定的政治定力，这一时期对民主新路的探索实践，不仅创造了局部执政时期廉洁政治建设的奇迹，更为新时代自我革命理论提供了历史镜鉴。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年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在延安，住窑洞、吃粗粮、穿布衣，用‘延安作风’打败了‘西安作风’。”陈嘉庚1940年考察延安，他通过实地观察发现，边区政权通过“豆子选举”实现基层自治，候选人背对选民投豆计票的制度设计，既解决了文盲群体的政治参与难题，又体现了程序正义与结果公正的统一；税收制度以“每季收入超400斤者征税”为标准，破解了传统政权“苛捐杂税”的痼疾，形成“轻徭薄赋、藏富于民”的治理模式；领导干部“与群众同食同劳”的作风，使陈嘉庚感慨“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毛泽东将《甲申三百年祭》列为整风文件，强调“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的执政风险，要求全党警惕“进城后享乐主义滋生”的倾向。通过对比李自成“四十日溃败”与延安“持久生命力”，中国共产党将历史周期率破解路径从权力制约提升至作风建设维度。

　　1945年毛泽东与黄炎培的“窑洞对”，系统阐释了人民监督的政治哲学。提出“民主新路”的核心是“人民监督政府”“人人起来负责”，这一论述超越西方代议制局限，开创了中国特色人民民主的全新境界。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民主新路的宝贵经验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是通过以自我革命精神加强党的建设，苦练内功，修得正果，保证自身过硬，这是民主新路成功的前提和基础；二是始终坚持党对民主新路的领导，这是民主新路成功的根本保证。在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党成功做到了教育、动员、组织、引导人民选好政府管好政府用好政府，做到了领导人民掌好权管好权用好权，使人民群众有强烈的当家作主的获得感；三是保证民主新路在法治的轨道上运行，这是保证民主新路长期发展的制度支撑。无论是在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中，都力求做到有法治保障。

　　从1949年执政前的“两个务必”，到新中国成立后严厉的反腐斗争，对执政条件下实现党的纯洁性、先进性问题，我们党在全国执政后继续进行了无私无畏的探索，为改革开放后提出制度治党，提出了理论支撑和实践探索。

　　三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探索出一条长期执政条件下解决自身问题、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成功道路，构建起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权力监督制度和执纪执法体系，这条道路、这套制度必须长期坚持并不断巩固发展。

　　这条成功道路就是自我革命的治党新路。一是以自我革命精神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党不能仅靠外力，必须依靠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内驱动力，要通过全面从严治党实现打铁必须自身硬，练就金刚不坏之身，始终做到政治过硬、本领高强。二是实现依规治党和依法治国相结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关于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有机统一的理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深刻把握。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初期提出“制度治党”战略，强调“没有党规党法，国法就很难保障”，为党建法治化奠定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在此基础上实现重大理论创新，将制度治党深化发展为依规治党，明确提出“依规治党深入党心，依法治国才能深入民心”的原创性命题，构建起“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从严必依法度”的治理逻辑闭环。不仅通过顶层设计，将党内法规体系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形成“1+4”制度框架，确立党规严于国法的原则，并且通过监察体制改革实现了纪法贯通、法法衔接。这一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本质上是对“历史周期率”的现代应答，能够充分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三是实现党内监督与人民监督的结合。中国共产党作为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其执政地位决定了党内监督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中是最根本的、第一位的。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对我们党来说，外部监督是必要的，但从根本上讲，还在于强化自身监督。我们要总结经验教训，创新管理制度，切实强化党内监督。”然而，如果党内监督不同人民监督、党外监督等结合起来，就不能形成监督合力。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以自我监督和人民监督相结合为强大动力”的实践要求，通过“九个以”治理框架将两者纳入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总体布局，实现了将人民监督的广泛性优势与党内监督的权威性特质相统一，形成“党性引领人民性、人民性夯实党性”的监督新局面。这是习近平总书记结合我国政党制度的特点和优势，对执政党监督问题做出的具有高度中国智慧的理论和制度创新。四是实现自我革命与人民民主的结合。一方面，理直气壮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监督好政府，治理好国家，切实防止出现群龙无首、一盘散沙的现象。通过强化政治建设统领全局，以“两个确立”凝聚政治向心力，确保党在复杂治理环境中始终发挥“定海神针”的作用，有效规避了多党制国家常见的政治碎片化风险。另一方面，理直气壮领导人民积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不仅保障国家政权的人民主体性质，而且“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使中国人民充分享受当家作主的权利和尊严。

　　这套行之有效的制度体系就是权力监督制度和执纪执法体系。构建了党统一领导、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并与党外监督结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监督体系：一是通过立体化重构党内监督体系，成功破解了“上级监督远、同级监督软、下级监督难”的治理困境。二是战略性创新了政治巡视制度。作为党内监督的“国之利器”，政治巡视制度建立起从中央统筹到地方延伸的上下联动监督机制，实现了监督路径的现代化转型。三是通过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实现了对行使公权力人员的监察全覆盖。四是改革审计管理体制，完善统计体制。这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体系，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权力制约学说的重大创新，更在实践中破解了“长期执政条件下如何实现自我革命”的世界性治理难题。

　　这条道路、这套制度意义重大。一是破解了长期执政条件下的权力监督难题。中国共产党在长期执政实践中探索出的自我革命道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监督体系，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治理理论的时代创新，不仅破解了权力监督这一国家治理的历史性难题，更通过制度创新大大提高了治理效能。实现了将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有机衔接，构建起“纪律监督—监察监督—派驻监督—巡视监督”四位一体的立体监督架构，监督覆盖率实现质变跃升。它不仅继承了毛泽东“民主新路”中“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的核心理念，而且通过法治化路径推动监督体系现代化转型，实现了将全过程人民民主理念具象化为可操作的监督机制，形成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勇气与人民民主的政治智慧的辩证统一。二是解答了自我监督这一国家治理的“哥德巴赫猜想”。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构建的这一辩证统一框架，其核心价值在于通过制度创新破解了国家治理领域“自我监督”难题。将党内监督的“四个全覆盖”与人大监督、民主监督等监督有机衔接，形成监督全覆盖，有效化解“上级监督远、同级监督软、下级监督难”的治理困境。这种制度既规避了西方代议制民主的“剧场政治”缺陷，又超越传统社会主义国家单向监督的体制瓶颈，真正实现了“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的治理闭环。三是为人类政治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经验。中国共产党创新性地将“自我革命”与“人民民主”辩证统一，形成“内因主导”与“外因驱动”的治理逻辑。中国方案通过“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勇气与人民民主的政治智慧，为发展中国家破解“腐败周期率”提供全新路径。

　　（作者：张志明，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中国领导科学研究会会长；马国栋，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