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义无反顾地承担起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化使命，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和思想创新。1942年5月2日到23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不久，在中国人民抗战格局与命运发生重要转折的关键时期，在抗日战争如火如荼之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延安文艺座谈会，毛泽东在会上发表了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革命理论文献——《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向全中国、全世界表明，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悠久优秀传统文化的真正继承者、先进文化的创造者。这部标志着中国整个进步文学的战斗纲领的产生，影响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历史进程，至今依然闪耀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艺思想的理论光辉，影响着新时代文艺事业的发展和走向。

　　一、《讲话》是中国共产党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程中的理论创新

　　1936年，刚刚落脚陕北高原，衣衫褴褛、瘦骨嶙峋的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在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后没有喘息的机会，又担负起民族救亡的历史重任。在确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后，中国共产党作为全民族团结抗战的政治领导核心，早在全民族抗战爆发前就将抗战文艺作为历史赋予的艰巨使命，投入到伟大的抗日战争中。1936年11月22日中共中央在保安的窑洞里成立了中国文艺协会，毛泽东在协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要文武两方面都来。要从文的方面去说服那些不愿停止内战者，从文的方面去宣传教育全国民众团结抗日。如果文的方面说服不了那些不愿停止内战者，那我们就要用武的去迫他停止内战。你们文学家也要到前线上去鼓励战士，打败那些不愿停止内战者。”［1］

　　1937年，随着全民族抗战爆发以及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日益深入人心，成千上万追求民族解放的进步知识分子、艺术家、进步青年等来到延安，壮大了延安革命根据地的文艺队伍和力量，大量文艺团体和艺术教育机构相继创立。开放的视角，抗日的激情，民主的圣地，延安成为新文化的殿堂，《抗大校歌》《延安颂》《黄河大合唱》等抗日歌声响彻寰宇。正如1938年5月，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写到：“敌人已将我们过去的文化中心变为文化落后区域，而我们则要将过去的文化落后区域变为文化中心。”［2］

　　然而，随着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伪军对根据地的疯狂扫荡和根据地的缩小带来的经济上的困难，以及太平洋战争爆发带来的复杂的国际背景，使抗日战争进入艰苦而卓绝的时期。由于一些文艺工作者没有为长期战争作思想准备，文艺界暴露出与抗日战争不相适应的问题，以及文艺脱离抗日现实和脱离群众的诸多问题。

　　这些问题虽然不是主流，但是引起了毛泽东的深入思考。于是，在中共中央整风工作会议上，毛泽东主动要求由他来负责文艺界的整风。为妥善解决文艺界的问题，毛泽东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广泛征询意见，先后走访或约谈了20余位知名作家、艺术家，了解文艺界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基本倾向，为文艺座谈会召开作了充分准备。

　　在座谈会上，毛泽东从全局着眼，把延安抗日根据地的文艺现状放到中国抗日战争、放到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政治、经济、军事背景下，指出会议的目的是：“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并就革命文艺的重要作用，以及为了实现这种作用应该解决的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五个方面简要阐明自己的观点，供与会者展开充分的讨论。5月23日最后一次会议，毛泽东根据与会者的激烈争论和提出的问题进行了“答卷”，他没有就问题回答问题，而是以深刻的洞察力和高度的概括力，将会前和会中的激烈争论归结为文艺工作“为什么人”的问题；然后依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深入浅出地分析了文艺是为人民服务和如何为的具体方法。这一回答体现了政治家与文艺家在解决战时状态下棘手的文艺问题高超的战略思考与理论创新。

　　《讲话》说理透彻，体现了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现实的抗战生活相结合的具体化指导。1943年，中央宣传部在《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中指出：“毛泽东同志讲话的全部精神，同样适用于一切文化部门，也同样适用于党的一切工作部门。全党应该认识这个文件不但是解决文艺观文化观的教育材料，并且也是一般的解决人生观与方法论问题的教育材料。”［3］

　　二、“《讲话》说理透彻，无法反驳”

　　毛泽东《讲话》精神，将延安文艺家的思想带入脱胎换骨的境界。文艺家们深刻认识到文艺负有的重大政治历史使命，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创作方向，延安解放区文艺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秧歌剧《兄妹开荒》《夫妻识字》等一大批人民文艺的开山之作——描写人民、反映人民群众新的生活和精神面貌的优秀作品的问世，雄辩地说明从实践中总结的理论再次被实践所验证。

　　曾留学法国、1941年从国统区来到延安的诗人艾青，是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前毛泽东重点约谈的艺术家。座谈会后，他带着理论的思考深入农村，与劳动英雄吴满有同吃同住同劳动，深刻体会到一位边区新农民高尚的思想境界和朴素的抗战情愫。他坐在炕头上为这位农民写诗，写一句，给主人念一句，写出长诗《吴满有》。该诗对吴满有带领群众开荒生产的事迹描写，对当时边区克服经济困难、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起到了激励作用。艾青通过与农民群众深度交往的实践体会到《讲话》真理意义，于是他向毛泽东提出要到前线去进一步锻炼，毛泽东建议他，先学习辩证法，再去也不迟。丁玲曾在延安整风运动后说：“回溯过去所有的烦闷，所有的努力，所有的顾忌和过错，就像唐三藏站在到达天界的河边看自己的躯壳顺水流去的感觉，一种幡然而悟、憬然而惭的感觉”。［4］

　　《讲话》和延安解放区新文艺运动传播到国统区的文艺界，同样在思想争论、文艺创作等方面发挥了显著的指导作用。延安的秧歌剧运动也在国统区开展起来。1944年3月，在中国全民族抗战进入大反攻阶段，郭沫若受到《讲话》激励，撰写《甲申三百年祭》以古喻今，就即将胜利后不再重蹈历史覆辙主动发声。同年，毛泽东特致信郭沫若：“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你看到了什么错误缺点，希望随时示知。”［5］长期在国统区开展文化工作的茅盾曾在1949年全国第一次文代会上总结说：“因为有了毛泽东的‘文艺讲话’，有了解放区文艺运动的范例，国统区的文艺思想也就渐渐有了向前进行的正确轨道了。”［6］《讲话》也震撼了国民党内部，据长期在国统区从事文化工作的阳瀚笙回忆：“在重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大员张道藩、潘公展只知道毛泽东是共产党的头等政治家、军事家、哲学家，没想到毛泽东还是他们在文化上文艺上无敌的对手。他们拿不出东西，对毛泽东的‘讲话’非常吃惊。说毛泽东的这一套‘谬论’很系统、很透彻、很难对付，也无法反驳。毛泽东很可怕，什么都懂，‘讲话’一来，把文艺界的人都拉过去了。”［7］这些言论真实反映出的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在政治、文化等领域的绝对性差异说明：政治上的衰败，必然会表现在文化的堕落与衰败上。

　　早在1941年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欢迎科学艺术人才》，当中就对延安蓬勃发展的抗战文化有这样的概述：“随着抗战以来文化中心城市的相继失去，以及国内政治倒退逆流的高涨，大后方的文化阵地已显得一片荒凉，只有延安不但在政治上，而且在文化上作中流砥柱，成为全国文化的活跃的心脏。”［8］1945年毛泽东在七大上指出：“三次革命的经验，尤其是抗日战争的经验，给了我们和中国人民这样一种信心：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9］

　　三、弘扬《讲话》精神，让文艺的力量引领民族复兴伟业

　　《讲话》诞生在如火如荼的抗战岁月，传达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延安声音，开辟了崭新的文艺时代，成为中国共产党文化和文艺政策的重要思想基石和理论基石，虽经80余载，其真理的光辉依然熠熠生辉。

　　一是坚定理论自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文艺要反映好人民心声，就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根本方向。”［10］这与毛泽东的《讲话》精神一脉相承，体现了我们党的理论自信。新时代文艺工作要发挥引领和斗争作用，脱离了经过岁月侵蚀、大浪淘沙的真理学习，就缺乏思想的武器，也就没有了斗争的底气。只有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真正做到了以人民为中心，文艺才能发挥最大正能量。文艺工作者要把为人民服务作为天职，脚踩坚实大地，以透彻的理论来阐释现实，引领主流声音，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发中国精神、展现中国风貌。

　　二是文艺工作者要深入生活，发现和提炼新时代的好故事。抗战时期，《讲话》解决了文艺人与群众的结合问题，文艺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推进了革命事业快速发展。新时代以来各行各业快速发展，模范人物、模范事迹层出不穷，需要艺术家们深入生活工作去挖掘，发挥用创作讲好中国故事的文化自觉意识。早在上世纪50年代，华君武曾创作过一幅漫画“不愿深入生活的文艺家”，形象地讽刺了那些坐在象牙塔里不愿深入体验生活的所谓“艺术家们”，这对当下艺术创作仍然具有启发性和批判性。

　　三是加强文艺界党史和文艺史观学习教育。文化文艺工作者要跟历史学习、跟历史要经验，在学习历史中坚定历史自信与文化自信，激发担当意识。延安经典背后的故事，是党对艺术家教育的成功典范，是政治与艺术相统一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观教育的成功实践。讲好红色故事，讲好红色经典的故事，需要用好红色教育资源，把丰厚的红色教育资源转化为艺术家为新时代而歌的精神动力。

　　（作者：陕西省政协委员，陕西省人民政协理论与实践研究会特约研究员，延安革命纪念馆馆长）

　　责编：霍 赫）

　　注 释：

　　［1］《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86—387页。

　　［2］《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73页。

　　［3］《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二十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34页。

　　［4］尚定：《胡乔木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20年》，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0页。

　　［5］《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41页。

　　［6］茅盾：“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载《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新华书店1950年版。

　　［7］王海平、张军峰编：《回想延安·1942》，江苏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44页。

　　［8］社论：“欢迎科学艺术人才”，载《解放日报》，1941年6月10日。

　　［9］《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7-1098页。

　　［10］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载《求是》，2024年第2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