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艰苦卓绝的伟大战争。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中国人民以铮铮铁骨战强敌、以血肉之躯筑长城，取得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1］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取得胜利彰显了军民团结的伟大力量。人民军队始终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谁把人民放在心上，人民就把谁放在心上。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国人民同仇敌忾、奋起反抗，才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在局部执政条件下对民主政治进行重要探索和实践时期。这一时期形成的“延安民主模式”，不仅为夺取中国革命胜利奠定了基础，也为新中国的政治制度设计、国家治理模式以及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创新逻辑。

　　一、制度建构

　　延安时期，中共在陕甘宁边区坚决实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出“三三制”政权建设原则，构建了较为完备的民主制度架构。

　　（一）“三三制”政权建设原则。延安时期的民主实践，以人民群众为民主政治的逻辑起点进而推进民主政治建设，呈现出最广大的人民能够参与到民主过程中来，行使当家作主权利的特点。1937年，陕甘宁边区更名改制进入抗日民主政权建设的新阶段。按照边区选举条例规定，“凡居住陕甘宁边区区域的人民，在选举之日，年满十六岁的，无男女、宗教、民族、财产、文化的区别，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2］，依此原则，不仅工农享有相应的民主权利，甚至地主、绅士和资本家等的民主权利也受到相应保障。

　　为在政权建设中真正做到代表的广泛性，尤其是使党外民主人士有职有权，毛泽东因势提出政权建设的“三三制”原则。1940年3月6日，毛泽东在亲自起草的党内指示《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中，明确抗日民主根据地政权建设实施“三三制”的政策。他对何为“三三制”作了精辟概述：“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原则，在人员分配上，应规定为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3］由此，就是要使各阶层的代表都参与到政权建设中来。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是落实“三三制”政权建设原则的主要制度载体。

　　（二）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制度化。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先后于1939年1月17日至2月4日、1941年11月6日至21日、1944年12月4日至19日、1946年4月2日至27日，共召开四次大会。更为重要的是，参议会在组织架构方面形成了以边区、县、乡三级参议会制度为核心的完整民意机关体系。1939年通过的《陕甘宁边区各级参议会组织条例》明确要建立完善边区、县、乡三级参议会为“代表边区之各级民意机关”，其职权包括立法、选举政府成员、审议财政预决算等。在边区，乡级直选产生基层政权、县级整合区域利益、边区级统筹立法决策，这样就构成了新民主主义政权民主建设的闭环。

　　参议会所具有的广泛代表性，有利于反映边区各阶层人民的利益诉求，提高政权的民意凝聚力。参议会议程涵盖政府工作报告审议、法规制定、提案讨论、选举等环节。以1941年11月召开的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大会为例，该届参议会通过提案为历届之最，包括军事提案19件、政法提案126件、财政提案18件、文教提案130件、经建提案79件、特种提案23件。提案数量多、质量高、涉及面广，反映了边区人民群众的切实需求。总之，参议会最大限度吸引、团结、动员边区各社会阶层、党派团体以及少数民族参与边区政权建设，进行合法政治参与，是有关各方反映利益诉求和表达政见的重要渠道。

　　（三）以党外人士座谈会、一揽子会为代表的补充形式。由于战时环境所限，参议会有时不能在规定期限召开，于是作为其补充形式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一揽子会等载体应运而生。

　　1943年1月，中共中央西北局开风气之先，率先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在西北局的表率作用下，从1944年8月起，陕甘宁边区延属分区、绥德分区、三边分区等纷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延安市、延安县、安塞县、延川县、鄜县、甘泉县、子长县等地区，也密集召开多达十余次的党外人士座谈会。座谈会的召开是民主和团结的范例，“参加这些会议的非党人士，都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热烈地检讨工作，他们不但指出成绩方面，而且认真地批评缺点方面，并提出改进工作的办法。政府和地方人士之间，共产党员和其他党派与非党人士之间，融洽一致，互相商讨，都为一个目的——把工作做得更好而共同努力”［4］。一揽子会的召开则更直达基层群众，成为陕甘宁边区各地进行民主治理普遍采取的制度形式。一揽子会的参会人员一般包括行政村主任、自卫军连长及基层群众，议题涵盖征粮、合作社、变工队等诸多与基层利益息息相关的内容。

　　二、实践过程

　　边区民主政治建设凭借以上制度依托，坚持政权产生民主选举的原则，就重大决策和治理问题同边区各阶层人士真诚协商、听取意见，使一些重要建议转化为边区政策，并虚心接受群众的批评与监督。这样，党在陕甘宁边区的民主政治实践，不仅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供了政治保障，为新中国的政权建设奠定了制度基础，也为当代中国政治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资源。

　　（一）坚持民主选举，实现广泛的人民参与。陕甘宁边区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有权通过选举产生边区各级政权机关。边区在1937、1941和1945年相继进行三次普选运动。第一次选举侧重于奠定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政权的基本格局。第二次和第三次都坚持“三三制”政权建设原则，确保边区各阶层人士都能够参与到民主治理中来。尤其重要的是，中共并非为了选举而选举，而是有意识地将其与协商和监督结合起来。如1945年的边区第三次民主选举，便规定“乡村干部利用一切接触群众的机会……进行诚恳的自我检讨与批评”“凡遇群众所提的问题，特别同他们切身利益相关的问题……都要即时地设法解决”。［5］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就选举工作作总结时强调：“政府工作人员不仅向人民报告工作就完了，还要自我批评，自己说出自己从被选举以来做过的种种事情中有什么缺点；人民不仅听取工作人员的报告，并且可以亲自动手检查政府工作，发现问题。”［6］

　　（二）注重通过协商讨论推动解决问题。延安时期边区通过民主协商就某些问题广泛达成决策和工作的最大共识，推动各阶层利益要求和诉求进入决策渠道，形成人民群众参与各层次管理和治理的机制，从而广泛凝聚起推动边区治理的智慧和力量。就协商而言，林伯渠有过精辟总结。他提出讨论重大问题时要事先交换意见，“关于路线政策和方针上的问题，党员之间应讨论，政权工作范围内的一般具体问题则均在会上讨论。这样做，将使领导与群众间的意见有适当的结合，各方面工作中的经验有必要的交流，党内党外的政见有更好的沟通。”［7］如前述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大会，讨论的提案就涉及军事、政法、财政、文教、经建等内容。再如，1944年西北局党外人士座谈会主动向党外人士通报当年各项工作计划，尤其在财政金融问题上就整顿税收、消除浪费、发展生产和增强贸易等征求意见。再如，1941年，李鼎铭等人的“精兵简政”提案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通过。毛泽东将其评价为“改造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8］。该提案经贯彻落实，助力边区有效克服机构臃肿、效率低下、官僚主义等问题，实现了精简机构、统一指挥、提高效能和节约开支的目标。

　　（三）坚持批评与自我批评。延安时期边区多采取群众路线方法，将各级干部直接置于群众监督之下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进行直接的思想训诫和组织整顿。如，1945年10月，鄜县借选举运动之机检讨干部作风问题。主要体现在县级干部忙于生产而忽视下乡帮助工作和机关办公；对区乡工作布置多，指示多，具体的帮助检查和研究少；对典型的选择和培养不够，工作没有深入群众，从而引起群众的不满；工作方式简单化，强迫命令代替了说服教育，善用突击方式，遇事预先不作调查，执行中也不去检查。鄜县政府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以后，下决心促进领导作风转变。［9］

　　总而言之，延安时期的民主建设，强调发动边区群众协商解决实际问题，并对工作和干部进行检查监督，是在践行群众路线中依靠群众管理公共事务。

　　三、历史价值

　　延安时期，党高度重视在边区推进民主政治建设。战时环境下，怎么团结群众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建构自身的合法性地位，是为紧要问题。为此，党将民主与动员结合起来。正是得益于人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与支持，中国共产党才带领人民取得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的胜利，并为实现近代以来中国最大的变革奠定根本政治基础。此外，独具特色的延安民主道路也得到承袭与发展，成为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时期推进人民民主建设的重要历史资源。

　　（一）坚持群众路线，增强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延安民主模式与战时动员紧密结合，成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胜利的重要保障，使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华民族寻求独立自主的中流砥柱。将边区民主与国统区的政治生态对比起来看，可以发现，在边区，“要想在政权机构中找出发国难财的人，找出讨小老婆的人，找出上下其手贪赃枉法的人，找出这种民族的蟊贼、吸血鬼，乃是找不出来的。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权与新专制主义的政权根本不同的所在”［10］。

　　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坚持群众路线，重视发挥群众主体作用，密切干群之间的联系，深入了解群众需求，有效解决群众关心的问题，从而赢得了人民群众的广泛认同和坚定支持。正如边区群众所言：“只有共产党给咱民主”“边区到底好，不管啥事都由百姓作主”。［11］有美国学者认为：“延安时期的一大创造，是发现了将广大民众参与的抗战活动与广泛的乡村改造运动紧密连结起来的具体方法……这样的运动呼唤新的领导方法，这体现在群众路线的理论中。在抗战的后期，群众路线在全国根据地都扎下了根。”［12］换言之，延安时期的民主政治建设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增强了边区群众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有效整合了社会各阶层的抗日力量，形成了全民抗战的强大合力。

　　（二）解答黄炎培之问提出独具特色的延安民主道路。1945年7月1日，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褚辅成、黄炎培、冷遹、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钧乘飞机由渝来延。在毛泽东与黄炎培的一次交谈中，黄炎培提出有关“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问题，“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面对黄炎培的提问，毛泽东回答道：“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13］“窑洞对”以其对“历史周期率”的深刻洞察和“民主新路”的坚定回答，成为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中关于民主本质与作用的经典论述之一。延安道路赋予民主以中国特色、底色，包括切实保障人民权利；推行精兵简政与廉洁政府的建立；强调“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将民主决策与群众利益紧密结合等。

　　（三）对人民民主制度程序和参与实践进行了探索。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政治实践，坚持“三三制”政权建设原则，培育了民主实践的多种制度化载体，在制度程序和参与实践两方面，对人民民主进行了探索。在制度程序方面，以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和党外人士座谈会为代表的民主形式，奠定了新中国成立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新型政党制度、人民政协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雏形。在参与实践方面，延安时期民主实践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也为当下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发展提供了参考。

　　总而言之，延安时期的民主实践是中国共产党在局部执政条件下对民主政治道路的创造性探索。通过普遍平等的民主选举、包容多元的“三三制”政权建设、群众路线的决策机制、议行合一的基层治理和多形态的监督体系，中国共产党在黄土高原的窑洞中构建起独具特色的延安民主模式。这一模式蕴含的人民当家作主核心理念和制度创新，为新中国政治制度奠定了基石，也为新时代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提供了源头活水。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提出不仅是对党在延安时期民主事业的继承，更是在新时代国家治理中的系统性、制度化的创新，着眼于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体系化、常态化发展，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为人类政治文明贡献了中国方案。

　　（作者：延安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延安大学“陕西省人民政协理论与实践研究基地”首席专家）

　　（责编：霍 赫）

　　注 释：

　　［1］习近平：“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25年9月4日，第3版。

　　［2］“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载《新中华报》，1937年5月23日，第3版。

　　［3］《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42页。

　　［4］“党外人士座谈会的意见”，载《解放日报》，1944年8月21日，第1版。

　　［5］“陕甘宁边区政府选举委员会关于今年乡选工作致各专员县市长的信（1945年10月5日）”，载《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九辑，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编，陕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91-292页。

　　［6］李鼎铭：“边区人民的伟大胜利——关于选举工作的报告”，载《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十辑，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编，陕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52页。

　　［7］林伯渠：“陕甘宁边区三三制的经验及其应该纠正的偏向（1944年3月25日）”，载《林伯渠文集》，华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387页。

　　［8］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中共党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502页。

　　［9］“鄜县干部作风的转变”，载《解放日报》，1945年10月17日，第2版。

　　［10］“党外人士座谈会的意见”，载《解放日报》，1944年8月21日，第1版。

　　［11］“只有共产党才给了老百姓民主自由——边区乡选运动中的几个镜头”，载《解放日报》，1945年12月4日，第2版。

　　［12］［美］马克·赛尔登著，魏晓明、冯崇义译：《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60页。

　　［13］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610-6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