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8月1日，中宣部等单位公布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介名单（共计80项），广东省惠州市东江纵队纪念馆作为华南人民抗战的光辉旗帜位列其中。惠州是东江纵队的策源地、大本营、主战场，惠州人民光辉的抗战历程也再次受到了关注。

　　1938年10月12日，日军从惠州大亚湾登陆，开始了对广东地区的陆上侵略。惠州军民奋起抵抗，拉开了华南抗战的序幕，为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历史贡献。

　　惠州抗战的鲜明特点

　　历史上的惠州是指宋代以来，在东江流域设立的惠州府。东江地区具有独特的地理条件和历史文化背景，因此，惠州人民抗战有着鲜明的特点。

　　（一）起步条件差，人民抗日武装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以惠州为中心的东江地区远离党中央和八路军、新四军主力。日军登陆大亚湾不久，中共东南特别委员会派中共香港海员工作委员会书记曾生回惠州，组建人民抗日武装，开辟抗日游击根据地。这支由曾生领导、主要由工人和青年学生组成的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大多数人没有作战经验，大部分人没有武器，有的甚至连枪都未摸过。另外一支由王作尧领导的东莞抗日模范壮丁队，1938年10月成立时，队伍仅100多人，装备是从国民党县政府领到的40多支残旧生锈的步枪和少量子弹（每枪只配15发子弹）。就这样，游击队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在血与火的洗礼中发展壮大。

　　（二）孤悬敌后，抗日救亡运动远离党中央和党领导的主力部队，而且处在日、伪、顽的夹击中，以弱势打击强敌。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当局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使人民抗日武装既要面对来势汹汹的日军，又受到众多伪军和顽军的巨大压力。1940年3月，国民党军以重兵包围曾生、王作尧领导的两支抗日武装，企图解除他们的武装。部队不得已东移，在突围过程中人数由800多人减少到100多人。但即便如此他们仍坚持抗战，牵制了东江地区70%的日伪军，不仅在敌后战场有力配合了正面战场作战，而且创建了敌后抗日根据地，成为华南抗战的中流砥柱。

　　（三）抗日武装的组成成分独特，回国华侨和港澳同胞多、知识分子多、青少年多、女战士多，使这支革命队伍思想活跃、充满朝气。位于南海之滨、毗邻香港的惠州是著名的侨乡。旅居南洋的10万惠州侨胞迅速行动起来，出钱出力出人支持抗日救亡。港澳同胞也纷纷回乡报效祖国。惠州沦陷的20天内，从香港回惠州的救亡工作队共有7个达200人，到年底增加到500人。澳门也组织2个救亡工作队回乡。他们当中，不少是青年知识分子和女同胞。据不完全统计，先后参加东江纵队的华侨和港澳同胞在1500人以上。他们和当地游击战士转战东江两岸，挺进粤北山区，深入港九敌后，许多人成为抗日武装的骨干力量，不少人为国捐躯。

　　（四）游击队善于因地制宜、因情施策，创造性地开展了城市游击战和海上游击战。为了适应形势的发展和斗争的需要，根据党中央指示，以曾生、王作尧两支抗日武装部队为基础，东江纵队于1943年12月2日成立。东江纵队善于根据华南地区的地形特点和气候条件，依托河网、铁路线、山地、城市、海上等开展多种形式的抗日游击战争，把抗日游击战争从农村推进到敌占港九敌后，开展城市和沿海游击战争，创造了大城市和海上游击战的成功范例。特别是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专门组建了海上中队。该中队先后进行了大规模战斗10余次，毙伤俘日伪军128人，解放船员120人，缴获大批军用物资，多次袭击日军的海上运输，严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

　　（五）各项建设正规化，虽然是游击队性质的地方武装，却能以八路军、新四军主力部队为榜样进行部队建设和政权建设。抗日游击队在对敌斗争的同时，注重抗日根据地的建设，特别是部队军政建设和抗日民主政权建设。例如，东江纵队成立时共7个大队，纵队司令部参谋处下设作战科、情报科、训练科、交通科、机要科和电台；政治部下设组织科、宣传科、保卫科、统战科、民运科、敌工科、报社和新闻台。此外，还设有军需处、卫生处、联络处。部队的机构设置完全参照八路军、新四军主力部队的做法。

　　在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方面也做了大胆的尝试，如淡水民主政权于1938年12月10日宣告成立。随后，大岭山和阳台山抗日根据地建立乡村政权，大鹏区建立民主政府，博罗县、海丰县成立民主政府。这些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民主政权，成为根据地建设的领导机构和人民抗日武装生存发展的重要保障。

　　东江纵队的历史贡献

　　惠州人民抗日武装在坚持对敌作战中发展壮大，主力部队东江纵队后来发展到1.1万多人，拥有9个支队和4个独立大队，成为华南地区规模最大、人数最多、发挥作用最显著的抗日劲旅。建立了纵横千里的东江抗日根据地和北江、东江上游游击区，并建立了6个县级以上的抗日民主政权，解放区的总面积约6万平方公里，人口约450万。朱德总司令在1945年党的七大上所作的军事报告中，将以东江纵队为主力的华南抗日武装，与八路军、新四军一同并称为“中国抗战的中流砥柱”。

　　（一）抗击着东江地区大部分日伪军，配合了整个华南地区和全国的抗战。东江党组织和抗日游击队在孤悬敌后的艰难复杂条件下，转战东江两岸、挺进港九敌后、粤北山区和韩江地区的39个县市，威胁着敌占大城市广州和香港，对日伪军作战1400多次、毙伤俘敌9500多人，缴获各种枪6500余支、炮25门，有效地牵制了数十万日伪军。

　　（二）在东江地区树立起坚持抗战和统一战线的旗帜，凝聚了抗战的民心民力，巩固扩大了党的群众基础。在东江地区抗战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武装，在险恶的环境中经受住了各种危险和挫折的考验，成为一支坚强有力、起着模范带头作用的革命力量，在东江人民中树立了抗战的信心。东江党组织和东江游击队模范遵守和灵活运用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包括长时间使用国民党军番号，在海外广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组织反战同盟以瓦解敌军，从而充分发挥出人民战争的威力。

　　（三）保护和营救被困香港的民主人士和文化人士，促进了爱国统一战线的发展，为新中国文化建设留存了有生力量。从1942年1月开始，广东党组织和东江抗日游击队，历时近一年，冲破日军层层封锁线，把被困香港、九龙，日军企图要“一网打尽”的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茅盾、夏衍等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名人300多名，连同其他人士共800多人，悉数营救出来，安全护送回后方。邹韬奋题写“保卫祖国、为民先锋”来赞誉东江纵队。茅盾认为这是“抗战以来（简直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其中当年被营救出来的何香凝、柳亚子、司徒美堂等40多位民主党派先驱和文化界精英，成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正式代表或者候补代表。

　　（四）主动积极营救国际友人和盟军人员，并与盟军建立出色的情报合作配合其对日作战，把中国与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合作铭刻在华南地区。据不完全统计，东江纵队先后营救出被俘美军、英军和国际友人共111人，其中8名是在对日作战中遇险的美军飞行员。特别是救护遭数千敌人搜捕和围攻三个星期的克尔中尉安全脱险的传奇事迹，被广为传颂，甚至被美军十四航空队编入了飞行员的教材中。脱险后的克尔说“中国的抗战已赢得全世界的景仰，而我们美国人也以能与你们如兄弟般一同作战而自傲，在战争里以及在和平的时候，我们永远是你们的同志”。东江纵队通过情报网络收集日军动态，为反法西斯同盟国军队提供关键信息，被称为盟军在“东南中国最重要的情报站”；所提供的情报，被盟军高度赞誉为“质与量都非常优秀”“有着决定性的贡献”。延安《解放日报》赞扬东江纵队是“一支对同盟国反对日本法西斯战争事业有卓著功勋的队伍”。

　　（五）锻炼和培养了一大批军政骨干，为抗战后全国解放战争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储备了人才。东江纵队，在与惠州人民共赴国难的同时，培养了一大批军政人才，有优秀的领导干部和指挥员，也有英雄模范、钢铁战士、巾帼英烈。如：政委林平（原名尹林平），解放战争时期任粤赣湘边纵队的司令员兼政委，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广东省政协主席；司令员曾生，解放战争时期任两广纵队司令员，新中国成立后被授予少将军衔，曾任国家交通部部长兼香港招商局董事长；政治部主任杨康华，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广东省人民政府副省长、中共广东省委统战部部长、广东省政协第一副主席、暨南大学校长。这批在东江抗战中得到了锻炼和培养的军政人才，为抗战后东江地区和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以及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以东江纵队为代表的惠州人民抗日武装在长期的征战奋斗中，不仅铸造了卓越的功绩，更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惠州目前拥有与东纵有关的历史遗址遗迹共39处，其中位于惠州市博罗县罗浮山上的东江纵队纪念馆在2003年12月东江纵队成立60周年之际建成开放，于2025年2月改造焕新，它是2014年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80处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之一，是全省、全市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中共党史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基地。东湖旅店——香港文化名人大营救惠州接送站旧址陈列，入选“2020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十佳案例”。抚今追昔，伟大的抗战精神将继续激励惠州人民在新时代勇毅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