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讲话精神，结合毛泽东同志相关文稿、抗日战争时期相关史料等，从党的高级干部的率先垂范、严密的组织机构、严格的纪律要求、有力的纪律执行等维度，探讨铁的纪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战争取得胜利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党的领导 纪律建设 抗日根据地建设 抗日战争时期

　　习近平总书记2025年7月7日在山西考察时强调：“百团大战的历史壮举，充分展现了我们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充分展现了党领导的人民战争的磅礴力量。要讲好抗战故事，把伟大抗战精神一代代传下去”“必须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发扬自我革命精神，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正风肃纪反腐相贯通，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长期坚持下去，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1］中国共产党能领导中国人民夺取抗日战争胜利，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党高度重视和加强纪律建设，用铁的纪律保证党的团结和统一，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部队坚决执行，动员和引领人民群众、其他武装力量，形成了坚不可摧的全民族抗战磅礴力量。

　　一、抗日战争时期党的高级干部高度重视纪律建设

　　党的高级干部深刻认识到纪律建设的重要性。抗日战争时期，党的高级干部深刻认识到纪律建设是党生存与发展、领导抗战胜利的根本。1937年10月，毛泽东提出八路军由红军改编而来，政治工作是极其重要和极其显著的，其基本原则包括官兵一致原则、军民一致原则、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原则等三项。明确要求军官不能打骂士兵，生活同甘共苦；军队做到秋毫无犯，宣传、组织和武装民众，共同打击汉奸卖国贼；取得胜利既靠作战，也靠瓦解敌军［2］。1939年5月，朱德、彭德怀、杨尚昆等八路军领导给各兵团首长的电报《自力更生、克服困难》中指出，要努力发展生产运动，其中既包括农业及手工业，也包括营业，要求多种瓜菜、粮食、自做鞋袜、手巾、布匹、缝衣，特别是机关人员应大大动员并有计划地营业。同时严格建立预算、决算制度，克服相当严重存在的贪污浪费、吃空缺、以少报多的犯法现象［3］。周恩来在《我的修养要则》中提出永远不与群众隔离，向群众学习，并帮助他们。他始终坚持群众路线，严于律己，从不搞特殊化，与群众打成一片，关心群众的切身利益，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4］1940年3月，陈云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五期学生毕业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纪律是我们的重要武器。维护党的统一，不靠刀枪，要靠纪律。党的纪律是统一的，必须无条件遵守。严格地遵守党的纪律为所有党员及各级党部之最高责任。无特殊人物，无特殊组织［5］。

　　党的高级干部自身模范遵守纪律。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座谈会上指出，“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的壮阔进程中孕育出伟大抗战精神”［6］，而党从高级干部到普通士兵都严守纪律正是这种精神的重要体现之一。以毛泽东、朱德等为代表的高级干部以身作则，严格遵守党的政治纪律与组织纪律。在延安时期，尽管物资匮乏，高级干部与普通战士同甘共苦，坚持执行统一的供给制度，不搞特殊化。这种模范带头行为，极大地提升了党内的纪律意识，形成了“上下同欲者胜”的强大凝聚力，为抗战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与作风基础。

　　二、抗日战争时期党通过严密的组织体系切实维护纪律

　　党严密的组织体系有力传导纪律要求。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严峻危机。中国共产党清醒地认识到，唯有构建起严密且适应战争需求的组织体系，方能有效整合各方力量，引领全国人民夺取抗战胜利。这一时期，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组织将纪律要求贯穿于组织建设的各个环节，形成了一套层级分明、运转高效、纪律严明的组织架构，确保全党行动一致，凝聚起强大的抗战合力。在中央层面，中共中央通过召开洛川会议、六届六中全会等一系列重要会议，制定全面抗战路线和战略方针，并将严格的纪律要求融入决策部署之中。中央领导集体以身作则，带头遵守党的组织纪律，保证了党中央对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使得党的抗战决策能够迅速、准确地传达到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在抗日根据地，地方党组织则成为落实中央决策、执行党的纪律的关键枢纽，通过建立党支部、农会、妇救会、青救会等基层组织，将党的纪律贯彻到群众工作之中。这些组织机构成为党联系群众、执行纪律的纽带，一方面监督党员干部严守群众纪律，如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保护群众利益；另一方面组织群众参与抗战，推动根据地的军事、经济和文化建设。例如，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党通过严密的组织体系，动员群众开展地雷战、地道战等，使日军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设置专门机构规范和监督党员行为。党在组织机构建设过程中，十分注重纪律教育与监督机制的构建。定期开展组织生活会，组织党员学习党的纪律和政策，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及时发现和纠正组织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同时设立监察机构，对党员干部的行为进行监督，对违反纪律的行为严肃处理，确保组织的纯洁性和战斗力。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各级党委暂行组织机构的决定》，其中专门规定设立监察委员会，监督党的决议执行，审查财务账目及对党员违纪处分等。这使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建立起稳固的群众基础和坚强的战斗堡垒，不仅保障了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更为抗战胜利提供了坚实的组织依托。它让分散的群众力量得以凝聚，让党的抗战主张得以贯彻，在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和纪律约束效力。

　　三、严格的纪律要求是塑造党的形象的制度保障

　　党领导制定严格的纪律要求并持续完善。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不断制定和完善纪律条款，为规范党员行为、凝聚抗战力量提供制度保障。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系统论述了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明确提出共产党员在八路军和新四军中要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应该在英勇作战、执行命令、遵守纪律、政治工作和内部团结统一等各方面成为模范。并以张国焘事件为反面案例，重申了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这四项党的纪律。要求加强纪律教育，使一般党员既能遵守纪律，也能监督高级干部遵守纪律。［7］陕甘宁边区1938年制定《陕甘宁边区惩治贪污暂行条例》；在此基础上，1943年正式颁布《惩治贪污条例》。1941年5月，陕甘宁边区颁布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明确提出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8］。为整肃干部纪律，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条例草案，厉行廉洁政治、建立廉洁政府，严惩贪污腐化，从制度上规范政府工作人员行为。此外，针对抗战时期的特殊情况，党还制定了一系列具体纪律，如保密纪律、统战纪律等。

　　纪律要求维护党的形象、凝聚抗战力量。纪律要求成为党整合根据地资源、推动经济发展和军事斗争的制度利器。1945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的报告《论联合政府》中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所有参加这个军队的人，都具有自觉的纪律［9］。1943年陕甘宁边区《惩治贪污条例》规定：边区所属之机关部队及公营企业之人员、群众组织及社会公益事务团体之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者，即以贪污论罪。（1）克扣或截留应当发给或缴纳财物者；（2）买卖公物，从中舞弊者；（3）盗窃侵吞公有财物者；（4）强占强征或强募财物者；（5）意图营利，贩运违禁或漏税物品者；（6）擅移公款，作为私人营利者；（7）违法收募捐税者；（8）伪造或虚报收支账目者；（9）勒索敲诈，收受贿赂者；（10）为私人之利益而浪费公有之财物者。针对这些行为涉及的数额及影响，还具体规定了惩处标准：

　　可以看出规定十分详细，贪污100元以下即可被判刑，起到有力的震慑作用。除了惩治贪污的纪律法规外，边区政府还制定了干部管理教育、民主监督、精简机构和俸以养廉等制度。在晋冀鲁豫根据地等其它根据地也颁布实施类似的制度。在抗日根据地建设中，这些纪律条款有效规范了党员干部在减租减息、生产自救等工作中的行为，既维护了群众利益，又团结了各阶层力量。

　　四、有力的纪律执行是凝聚抗战力量的实践要求

　　党在严格纪律执行的过程中树立了威信、受到了信赖。抗战时期，党在纪律执行上一视同仁，无论功劳大小、地位高低，违反纪律都要受到惩处。1937年10月，曾获“战斗英雄”称号的抗日军政大学第六队队长黄克功，因求婚遭拒而枪杀陕北公学女学员。案件审判期间，毛泽东致信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雷经天：“黄克功过去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党中央的同志都是为之惋惜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如为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做一个普通的人。”［10］最终法院依法判处其死刑立即执行。与此同时，抗战时期边区政府注重严惩经济腐败。1941年，曾任陕甘宁边区贸易局副局长的长征老战士肖玉璧因贪污3050元公款被判处死刑，毛泽东针对该案坚决支持从严法办。抗日根据地严格执行财经纪律，有力遏制了贪污腐败行为，维护了党的形象和良好的社会风气，与国民党统治区贪污成风形成鲜明的对比。

　　严格纪律执行对维护党的团结与凝聚抗战力量至关重要。严格的纪律执行维护了党的团结统一，坚定了全党抗战决心。在抗日根据地，通过纪律执行，保障了军事斗争、经济建设和文化教育等工作的顺利开展，使根据地成为抗战的坚实堡垒。军事斗争中，纪律的严格执行既直接决定作战效能，也团结了抗战力量。1937年12月，朱德、彭德怀、任弼时、邓小平向各级军政首长发布《关于减少磨擦，巩固抗战团结问题的训令》，要求各部指战员严紧管理教育，整顿军风及群众纪律，严厉处罚一切贪污欺诈破坏纪律分子。同时，采取自身停止扩兵、帮助抗战友军扩兵及加强部队政治工作等方式减少与晋绥军及地方政府的磨擦，巩固抗战团结［11］。在干部教育方面，严格的纪律执行也有力确保了学风的端正、思想的统一和能力的提升。1939年6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对干部学习运动作出九条指示，其中要求每日二小时学习制，勤学者奖，怠惰者罚，还规定每两个月检查一次。在1939年8月、1940年1月、1940年5月先后开展了三次检查，发现了各机关学习发展不均衡、一部分行政负责干部学习不积极等问题，每次发现问题都及时召开干部会议，采取措施加以解决，帮助各类干部4000余人养成学习习惯，增加了自学能力和独立思考能力。正是这种严格的纪律执行，让中国共产党在艰苦的抗战环境中保持强大战斗力，最终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12］。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纪律建设，通过严密的组织体系，严格的纪律要求和执行等纪律建设实践，筑牢了党的执政根基，凝聚了抗战力量，保障了抗战胜利。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上强调：“加强党的纪律建设是一项经常性工作，要引导党员、干部把他律转化为自律，内化为日用而不觉的言行准则。”新时代新征程，必须坚持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党，一以贯之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始终把纪律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将纪律教育融入日常，引导党员干部从历史经验中汲取敬畏纪律、遵守纪律的自觉，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何邦振：清华大学纪检监察机构办公室副主任，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范苗苗：清华大学纪检监察机构第三纪检监察室主任）　

　　［1］习近平：“努力在推动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上迈出新步伐 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载《人民日报》，2025年7月9日，第1版。

　　［2］《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79页。

　　［3］《朱德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版，第381-383页。

　　［4］《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25页。

　　［5］《陈云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96页。

　　［6］习近平：《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8页。

　　［7］《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1-523、528页。

　　［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十八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42页。

　　［9］《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9页。

　　［10］《毛泽东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9页。

　　［11］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八路军·文献》，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117-119页。

　　［12］石和平：《图说延安十三年》，陕西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199-2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