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实现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高质量发展要求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按照党的二十大的擘画，在未来五年，构建新发展格局取得重大进展，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时形成新发展格局。因此，提高国民经济循环质量，对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从新发展格局的畅通经济循环关键内涵、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本质特征来看，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不是仅仅体现为中国经济国内循环流量在整体经济循环流量中占比高的“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发展格局，而是主要体现为以国内高水平自主创新为主驱动经济循环畅通无阻、以持续扩大国内需求为主不断做大经济循环流量、以发挥国内大循环主导作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畅通等经济循环质量要求。实际上，单纯从经济循环数量上看，基于对GDP的一项分解研究，2014年中国GDP为10.4万亿美元，其中，依赖于国内循环的GDP为9.4万亿美元，占比为90.30%；依赖于国际循环的GDP为1.008950万亿美元，占比为9.70%。从国际比较角度看，依赖于国内循环的GDP占比中国排在世界第5位，仅低于美国、巴西、日本、印度，但高于韩国、英国、德国等国家。这意味着在2014年我国GDP总量中来自国内经济循环的“量”占比就已经达到90%，国内经济循环已经成为绝对的数量方面的“主体”。也就是说，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最关键的要求是提高国民经济循环的“质”，而高质量国民经济循环表现为以高水平自主创新为主、以扩大内需为主、以发挥国内大循环作用为主的经济循环。党的二十大报告在强调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尤其要求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这正是对提高国民经济循环质量提出的要求。

　　当前我国经济循环质量不高的主要表现是内需体系不完善制约内需扩大而造成经济循环不畅问题突出，高水平自主创新能力亟待提高而造成经济循环内生动力不足问题明显。在未来的现代化新征程中，需要按照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的要求，以新发展理念引领改革，立足新发展阶段，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完善推动高质量发展激励约束机制，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从而整体上提高国民经济循环质量，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以高质量国民经济循环推进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具体而言，为实现经济循环畅通无阻和提高经济循环内生动力，应该沿以下三方面战略路径提高国民经济循环质量。

　　一、自主创新驱动路径——以提升高水平自主创新能力为着力点，以发展新质生产力、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为战略路径提高国民经济循环质量

　　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基本路径。全球正处于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加速演化时期，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成果竞相涌现，成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新动能。以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绿色化和融合化为基本特征的新科技正在推进传统的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及其组合方式发生质的变革，新型生产要素及其新组合催生了大量的新产业、新模式，这些如雨后春笋般勃发的未来产业、新兴产业及其传统产业的深度转型，整体推进了产业体系从传统走向现代，这也正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形成过程。大力培育新质生产力，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其关键路径就是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改革开放尤其是新时代以来，我国科技创新能力和产业体系的技术先进水平不断提高，2012至2023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快速提升，从1.02万亿元增长至3.33万亿元，居世界第二位，研发人员总量居世界首位。2023年研发投入GDP占比已经达到2.64%，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但是，总体而言，我国科技创新能力和工业化技术先进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还有差距，尤其是我国原始创新能力和底层技术开发能力仍十分欠缺，核心基础零部件（元器件）、关键基础材料、核心基础工业、行业技术基础等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例如，高端芯片、半导体关键设备材料对外依存度超过90％，几乎全部高档液压件、密封件和发动机要依靠进口。我国研发经费投入中的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占比仅为6.3%，而欧美等国超过了15%，日本和韩国也高于10%。特别值得强调的是，抢占未来战略制高点，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超前布局未来产业，而未来产业对科学具有强依赖性，这更需要加大基础研发投入，提高基础研究能力。为此，要按照党的二十届三中精神要求，构建全面支持创新的体制机制，深化科研体制机制改革，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不断完善新型举国体制，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企业家精神和工匠精神，推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尤其是要强化基础研究能力、原始创新和颠覆式创新，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这无疑为以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很好的制度基础。要以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为指导，以技术成熟度为维度分类构建产业创新发展的体制机制。基于技术成熟度可以将产业体系界定为由未来产业、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组成。各类产业因技术成熟度差异，发展机制、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呈现不同特征。未来产业最具产业不确定性、原始创新依赖性、技术路径颠覆性，但又具有未来战略决定性。基于各类产业自身属性，按照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要求，要加强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加强新领域新赛道制度供给，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机制，完善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生物医药、量子科技等战略性产业发展政策和治理体系，以国家标准引领传统产业优化升级，支持企业用数智技术、绿色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

　　二、扩大内需拉动路径——以持续建设超大规模市场为着力点，以不断完善内需体系、扩大内需为战略路径提高国民经济循环质量

　　中国式的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国情的一个巨大的变化是，已经发展成具有14亿人口、超过4亿人口的中等收入群体、超过100万亿人民币经济总量、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的超大规模国内市场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具备了依靠扩大内需持续做大经济循环流量、推动经济增长的条件。构建新发展格局要求，围绕扩大内需，加强需求侧管理，深化经济体制机制改革，建立扩大内需的有效制度，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释放内需潜力，通过持续建设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形成不断扩大的国内经济大循环和内需主导的可持续经济增长源泉。要按照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要求，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完善扩大消费长效机制，着力扩大消费以完善内需结构，提高我国消费在需求结构中的比例，实现内需结构的合理化、高级化。发挥内需潜力更重要的方面是调整内需结构，扩大居民消费在内需中的比重。应释放制度红利，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推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在充分发挥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的同时，还需要重视投资在扩大内需中的关键作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还需要进一步加大有效投资。我国有关基础设施、市政工程、农业农村、公共安全、生态环保、公共卫生、物资储备、防灾减灾、民生保障、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等领域还存在发展不平衡方面的大量短板，还需要在新型基础设施、新型工业化和高质量城镇化发展等领域针对发展不充分问题进行大量升级型投资。总体上，有效投资缺口还十分巨大。从经济循环角度看，当期的有效投资恰是未来的消费基础，问题的关键在于提高投资的全生命周期的回报。这要求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加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既要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又要发挥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作用，建立政府投资支持基础性、公益性、长远性重大项目建设长效机制，健全政府投资有效带动社会投资体制机制，深化投资审批制度改革，完善激发社会资本投资活力和促进投资落地机制，形成市场主导的有效投资内生增长机制。

　　三、内外循环联动路径——以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为着力点，以强化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为战略路径提高国民经济循环质量

　　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中国既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也是贡献者。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可以说承担了三个角色。一是深度参与者，深度参与全球制造业价值链分工；二是积极促进者，积极促进了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三是合作创新者，共同推进了全球新一轮技术创新与产业革命。在未来的现代化新征程中，需要进一步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推进国内和国际经济循环相互促进。高质量的国民经济循环一定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循环相互促进的。

　　提高国民经济循环质量，必须强化国内国际市场和资源的联动效应。按照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要求，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在扩大国际合作中提升开放能力，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深化外贸体制改革，深化外商投资和对外投资管理体制改革，优化区域开放布局，完善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机制。一方面，要促进“由内向外联动”，积极主动挖掘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通过构建强大的国内经济大循环体系，充分发挥国内大循环在双循环中的主体作用，塑造中国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形成对世界要素资源的强大吸引力，吸引和利用更多国际产品和要素资源，提高在激烈国际竞争中的竞争力，增强在全球资源配置中的强大推动力。另一方面，要促进“由外向内联动”，通过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深化产品、资金、人才等要素流动型开放，稳步拓展规则、规章、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尤其是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市场、规则和标准的联通，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以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提升国内经济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高质量经济循环体系。

　　（作者：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科院经济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