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是人类面临的共同议题，不同国家、地区因其发展条件和发展阶段不同对此形成多样回答，并构成多元化的发展格局和现代化实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理念是发展行动的先导，是管全局、管根本、管方向、管长远的东西，是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1］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鲜明提出新发展理念，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实现发展这个重大问题。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公报开篇即对新发展理念作了历史和未来的概括，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的重要意义，并提出了在该理念指导下以变革求发展的重要思想。新发展理念既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发展观，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基本路径，也为解决人类在现代化进程中必须解决好的关键共性问题提供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新发展理念具有完备的理论系统性和逻辑严密性，是具有内在联系的集合体。“创新”要素回应经济高速增长与创新动力不足之间的现实问题，确定创新是推动发展的根本动力，强化创新驱动发展的理论关联；“协调”要素回应物质增长在区域、城乡、不同领域等方面存在的不均衡不充分发展困境，明确发展要素之间的互嵌性与连锁效应，以此实现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绿色”要素回应人类开发活动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现实冲突，为人与自然的关系确定合理的互动界限与发展标准，奠定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体现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开放”要素回应内外发展模式与统筹两个格局之间的选择要求，锚定发展进程中的多样态特征和多维度需求，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共享”要素回应增长效率与分配公平的发展两难困境，设定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价值尺度在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命题，充分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新发展理念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在深刻总结国内外发展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形成的，也是在深刻分析国内外发展大势的基础上形成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2］“创新”要素不仅指明资源整合利用需要遵循的关键准则，更是明确了内生发展的动力源泉，推动了内生发展由理论向实践转变，具有操作性意义。其次，“协调”要素解决资源如何配置问题。“协调”要素是新发展理念以系统思维审视发展过程的体现。整合内外资源只涉及发展要素的来源，但发展过程具有复杂性、多维性和互嵌性的内在特征，这就要求资源必须根据发展阶段、发展要求合理地分配到不同的区域、领域、行业和部门等，并建立准则。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协调既是发展手段又是发展目标，同时还是评价发展的标准和尺度。”［3］众多实践案例表明，漠视协调发展准则的“片面发展”“局部发展”往往引发内部矛盾和冲突，导致发展进程的中断，发展也就无从实现，满足人民多元利益需求最后也就只能沦为空谈。最后，“绿色”要素解决发展的社会与生态界限问题。内生发展强调发展的决定权、控制权尤其是受益权在于人民，这在欠发展阶段具有其现实合理性。但随着发展阶段的变化，资源开发利用活动愈加频繁和广泛，物质不断增长的现实逐渐撑大欲望的“胃口”，此时如何处置好过度追逐局部利益所引发的发展风险成为一个新的问题，而绿色发展就成为必选项。虽然已有的观点将可持续发展视为内生发展的特征之一，但是相关理论却是仅仅从发展效应角度出发强调发展权的最大化，具有明显的历史局限性。绿色发展突破区域中心主义、技术中心主义等视阈，基于命运共同体的世界观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认为发展不仅是持续健康地满足民众多元需求的过程，也是有利于社会生态系统不断延续、自然生态系统持续丰富的过程，并且突破性地认识到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总之，新发展理念以系统性思维赋予人类发展理论以理论洞察力、未来前瞻性和实践可行性。

　　新发展理念明确展示了中国式的发展思维和实践经验，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的全面发展，这一创造是对世界发展理论的创新，同时展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天人合一的大同理念，是引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科学指南和理论法宝。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昂首阔步迈向全面现代化，时时刻刻都秉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精神品格，这是该理论创新的实践基础。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为新发展理念的贯彻实施提供了坚实的组织保障和行动支撑，这是中国模式内生发展有别于他国的根本特征。党组织扎根地方，能够在发展中形成上下互联的行动力量，能够有效整合区域要素，通过上下统筹、横向联合的方式保证发展进程的均衡，这在具有人类经典发展意义的脱贫攻坚行动中得到了证明。由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式内生发展进程可以有效化解传统内生发展的资源整合和利用困境。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过程中，民众的参与热情被空前地激发出来，人民当家作主的组织领导方式在参与行为和参与认同之间建立起持续有效的整合机制，二者之间进而形成稳定的正向反馈关系，使发展进程具有了“灵魂”支撑。因此，扎根基层又领导全国的中国共产党不仅能够依靠上下统筹的优势广泛整合内外资源、主导发展进程；也能够广泛、长期地组织动员民众参与发展事务，形成长远的全局发展视野；还能够在人民的参与行为和参与认同之间建立起稳定思想联系，从而化解传统内生发展理论的沟通困境。

　　在世界发展体系业已形成的“中心——边缘”分工格局中，内生发展已然成为很多国家确定自身发展路径的必然选择。作为对这种既成模式的突破，新发展理念这一科学理论，成为中国人民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遵循，更是中国模式内生发展的理论升华。一方面，新发展理念发展目标上升到人类命运共同体高度。其标志是“开放”和“共享”作为指导发展进程的重要原则，强调整合内外发展资源满足自身发展需求的同时，以共享的方式实现人民利益需求的满足，提升人民的参与感和获得感，强化人民的发展认同和持续参与，进而建立人类大同的命运共同体。另一方面，新发展理念行动边界清晰，超越了内生发展的生活原则讨论，上升到天人合一高度。新发展理念的“创新”要素明确驱动发展进程的动力来源，使内生发展论中关于内外资源整合利用的观点具有现实操作性；“协调”要素以系统思维审视发展过程，通过建立多维性和互嵌性的共生视野来解决资源配置问题，行动边界清晰可达；“绿色”要素约束发展的生态界限，更新了传统内生发展论关于可持续发展的世界观。

　　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对全面深化改革作出系统部署，强调“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健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健全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健全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体系，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持续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提高党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领导水平”［4］。这些方面进一步明确了新发展理念的实施维度，可以说是新发展理念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具象化和变革型表征。众所周知，人类发展理论的核心要素就是变革，唯有变革发展才具有动力基础，唯有变革发展才可持续。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体制（机制）”“体系”的变革任务，并指出了保障其推进的领导机制。从其对相关内容的具体阐释来看，其中蕴含了新发展理念的所有方面，特别是“协调”要素在每一个方面都得到充分体现，强调了“系统部署”的重要意义。

　　新发展理念在理论演化上突破了传统内生发展的理论约束，提供了发展模式的中国式理论创新和现代化实践方案，为人类发展提供了内生发展理论创新与现代化实践的范例。

　　（张文明：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民政协理论研究会理事，致公党上海市委员会副主委；章志敏：青海民族大学讲师）

　　注 释：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774页。

　　［2］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31页。

　　［3］习近平：“深入理解新发展理念”，《求是》，2019年第10期。

　　［4］“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参见新华网，http://www.news.cn/politics/leaders/20240718/a41ada3016874e358d5064bba05eba98/c.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