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协商民主是实践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人民政协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这一逻辑关系清晰表明，人民政协在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中具有重要作用、肩负重大使命。本文从探讨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价值意蕴入手，旨在阐明人民政协在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中的功能优势和重要作用，紧扣完善政协协商民主体系、健全制度化协商平台、完善委员联系界别群众制度机制、厚植协商文化等四个方面，分析政协推动全过程人民民主发展的实践路径。最后，就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为人民政协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提供根本保证，提出若干具体建议。

　　【关键词】党的领导 全过程人民民主 人民政协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必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和完善我国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重要政治制度，丰富各层级民主形式，把人民当家作主具体、现实体现到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各方面。”［1］人民政协作为人民民主的重要实现形式，在构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体系、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发挥人民政协的功能优势，以充分释放专门协商机构效能推动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发展，为建设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全面推进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贡献更多智慧力量，是新时代新征程人民政协的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

　　一、价值意蕴：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从中国的社会土壤中生长起来的原创性概念，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社会主义民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走的是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人民民主是一种全过程的民主。”［2］全过程人民民主，发端于马克思主义民主政治理论，根植于中国历史条件、社会环境和文化背景，形成和发展于党领导人民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不懈奋斗的历史进程中，是党不断推进中国民主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实践创新的经验结晶。

　　（一）从历史演进看，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对百年来党领导发展人民民主的经验总结与实践升华。我们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人民民主写在自己的旗帜上。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就建立苏维埃制度，后来又在陕甘宁边区建立“三三制”，在解放区普遍建立人民代表会议制度，对发展人民民主进行了不懈探索。新中国成立后，建立起人民代表大会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形成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体系。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党强调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为实现最广泛的人民民主确立了正确方向。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化对民主政治发展规律的认识，集中概括党领导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理论和实践成果，创造性提出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引导人民民主迈向“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更高境界，走出了一条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引领人类政治文明进步的新型民主道路。

　　（二）从理论逻辑看，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对马克思主义民主政治理论的赓续与发展。马克思、恩格斯说过：“民主是什么呢？它必须具备一定的意义，否则它就不能存在。因此全部问题就在于确定民主的真正意义。”［3］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既是对民主作为人类共同价值的回应，也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民主的理论学说。从广泛性来看，全过程人民民主既具有时间属性，又包含空间概念，还体现议题广度，能够更好实现民主流程不断链、民主主体不缺位、民主实践无盲区，拓宽了民主的实践场域；从真实性来看，全过程人民民主正是以人民性为逻辑起点和核心价值，通过完整制度体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最大限度地体现人民意志、保证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活力；从管用性来看，全过程人民民主凝练民主的评价标准，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八个能否”和“四个要看、四个更要看”，深刻阐明我们党关于民主的立场、观点、方法，标志着我们党对民主政治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

　　（三）从比较视野看，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对现代民主政治发展范式的系统重塑与时代表达。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中国之治”的“密码”，相较于西式民主，在民主逻辑、民主方式、民主效能方面都是一种全方位进阶。全过程人民民主保证所有人民平等地享有民主权利，最大限度还原民主政治本应具有的公共属性，实现了普遍性对局部性的超越；全过程人民民主将成熟定型的民主制度贯彻到党的组织体系、国家政权组织体系与社会组织体系之中，创造政治领域、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的有机团结，实现了贯通性对割裂性的超越；全过程人民民主重视人民有效有序参与治理，通过运用群众路线、调查研究、开门决策等方式和手段，引导人民依法、主动、持续地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实现了完整性对间歇性的超越。因此，全过程人民民主开创了民主政治的新样态，为世界政治文明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

　　二、功能优势：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助力全过程人民民主广泛落实、规范运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协商民主深深嵌入了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全过程。”［4］协商民主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独特的、独有的、独到的民主形式，与全过程人民民主逻辑上高度关联。人民政协正是以实行协商民主为特点开展工作的，在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一）政协协商坚持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协商民主有机结合，契合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内在要求。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协商民主，三者目标一致、本质一体，辩证统一于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也是人民政协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根本遵循和优势所在。一是党的领导的政治优势。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在党的领导下形成的，也只有在党的领导下才能实现科学、有序、健康发展。协商民主是实现党的领导的重要方式，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5］政协协商在党的领导下，既倡导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又坚持理性有度、合法依章，有利于在协商活动中更好地把握方向、汇集民意、达成共识。同时，通过加强与党委和政府工作的有效衔接，特别是在议题提出、知情明政、成果转化落实等环节，更多强化党委的统筹、规划、协调、督导作用，能够有效扩大协商活动的权威性和影响力。二是统一战线的制度优势。人民政协作为统一战线组织，实行“大团结、大统一、囊括一切代表人物”的方针。全国政协由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人民团体、各少数民族和各界的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归国侨胞的代表以及特别邀请的人士组成，设若干界别。这样的组织构成和界别特点，有利于以制度化平台充分反映不同界别、阶层、群体的意见愿望和利益诉求，有利于以机制化安排广泛汇聚各党派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的智慧和力量。三是协商民主的功能优势。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重要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的作用，有利于广纳群言、广谋良策、广聚共识，有利于促进党和政府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有利于更好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有利于化解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有利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本身就是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应有之义。

　　（二）政协协商践行党的群众路线，彰显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价值旨归。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6］党的群众路线以人民当家作主为价值目标和实践向度，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式，在民主政治发展中演进为全过程人民民主。政协协商本身就是一个用协商来体现和实现群众利益的过程，在联系群众、团结群众、服务群众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一是政治参与的平台。政协集协商、监督、参与、合作于一体，拥有完整的协商民主制度程序和参与实践，保证人民群众广泛持续深入参与国家事务和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二是利益表达的渠道。政协与各界群众有着广泛而密切的联系，通过提交提案、视察调研、反映社情民意、大会发言等形式，把大量分散于各界别、各阶层、各群体的意见，系统、综合、直接地反映给党委政府，使决策更好体现人民意志。三是凝聚共识的桥梁。政协通过广泛而充分的协商求同存异、聚同化异，既着力增进一致性，又尊重包容多样性，能够更好地把党的主张、国家意志、人民意愿紧密融合在一起，达成决策和工作的最大共识。

　　（三）人民政协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助于提升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效能。我国有两种民主形式：一个是选举民主，一个是协商民主，二者相辅相成、协同共进、不可偏废。人民政协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是各党派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发扬民主、参与国是、团结合作的重要平台，在充实民主的过程、完善民主的环节、提升民主的质量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一是服务科学决策。政协协商领域广泛，围绕“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范围涵盖国家治理体系的方方面面。政协人才荟萃、智力密集，具有跨领域、多学科的集成优势，参加政协的各党派团体、各族各界人士通过各种会议、视察考察等形式，就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开展协商议政、提出意见建议，推动党政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比如，每年两会期间，党和国家领导人参加政协联组会议、与委员共商国是，已经成为一个成熟规范的制度化安排。二是推动政策落实。民主监督作为政协的一项主要职能，本质上是一种聚识性、建设性、包容性的协商式监督，注重平等协商的民主精神、精准对路的真知灼见、以理服人的方式方法，不依靠强制约束力，而是侧重发挥民主政治的影响力，具有“在协商中监督、在监督中协商”的特点，能够协助党和政府更好解决问题、改进工作、增进团结、凝心聚力。三是助力基层治理。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人民政协通过在协商形式、内容、机制等方面与基层协商有效衔接，把具有普遍性或基层难以解决的事项纳入政协协商议题，有利于在既畅所欲言、又理性有度的氛围中提升基层治理水平。

　　三、路径优化：充分释放专门协商机构效能，推动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发展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高度，对“健全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作出安排部署，强调“发挥人民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作用”，明确提出“健全协商民主机制”重要任务。人民政协要通过健全深度协商互动、意见充分表达、广泛凝聚共识的机制，加强反映社情民意、联系群众、服务人民机制建设，完善民主监督机制，健全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的落实机制，完善协商成果采纳、落实、反馈机制等，不断丰富和拓展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有效渠道，切实加强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等功能建设。

　　（一）完善政协协商民主体系。近年来，从全国政协到地方各级政协普遍构建了以全体会议为龙头，以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议和专题协商会为重点，以协商座谈会、对口协商会、提案办理协商会等为常态的协商议政格局。当然，随着协商民主实践和群众参与实践的不断发展，还要积极适应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要求，从政协性质定位和职能特点出发，不断探索推出新的思路办法。一是协商形式要更加规范有序。不同类型、不同层级的协商活动，基于定位、人员、规模上的区别，在协商议题的设置上要各有侧重。总的来讲，全体会议作为履行职能的最高形式，是一种全面协商，其他形式的协商活动则要匹配相应类型的议题。比如，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议的议题，一般是有关“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某方面的宏观问题，或有关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问题；专题协商会，主要是聚焦某一工作领域的中观问题；专家协商，可选择具有前瞻性、敏感性的重大问题作为议题；地方政协的探索如“院坝协商”等，应更加关注百姓身边事。二是协商方式要更加开放多样。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国家治理向网络空间延伸、向数字社会拓展，政协工作也要融入信息化趋势，全面推行网络议政，深入开展远程协商，增强政协协商的开放度和实效性。比如，山东省政协打造的“月度协商会”，会前开通“民声连线”征求意见，会中视频连线互动交流，把专题协商、对口协商、界别协商与远程协商、网络议政有机结合起来，实现了优势整合、效能叠加。三是协商程序要更加合理完备。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等功能建设，是政协协商民主的基本要求。要把“深度协商互动、意见充分表达、广泛凝聚共识”的理念贯穿协商工作全过程，进一步完善从选定议题、制定计划、开展调研、组织协商到推进落实、考核评价的全链条协商程序，保证政协协商科学有效运转。

　　（二）健全制度化协商平台。政协不是协商主体，是制度化协商平台，主要工作方式是“搭台”。有了平台的支撑，才能调动各协商主体参加协商的积极性，才能拓展基层群众参与政协协商的渠道，真正使协商活动成为反映民意、集中民智的过程。一是规范化推进。加强协商平台顶层设计，认真分析研究应用场景和需求，对平台功能定位、工作机制等进行系统性谋划部署，把牢协商平台建设正确方向，引导协商活动更加经常、协商组织更加规范、协商质量明显提升。二是数字化赋能。通过流程优化、平台再造，推进数字政协建设，探索面对面沟通、线上线下融合、场内场外互动，打破空间和时间局限，让委员履职实现思想在线、建言在线、联系不断线，拓宽协商的广度、深度和效度。三是协同化运作。以协商平台为牵引，以上率下、以点带面指导基层政协及时跟进，发挥集聚优势，强化联动履职，串起各级政协之间的工作链、履职链。四是品牌化打造。总结更多富有时代特征、体现政协特色、具有地方特点的鲜活经验，讲述“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的生动故事，打造叫得响的协商品牌，建设好品牌矩阵，增强辨识度，提升影响力。

　　（三）完善委员联系界别群众制度机制。委员联系界别群众是政协贯彻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必然要求，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方式，重在解决“怎么联系”的问题。一是靠主体作用。引导政协委员“身”入基层、“心”系群众，充分发挥自身知识、专业、能力、资源等特长和优势，进社区、进企业、进乡村、进学校，多做雪中送炭、扶贫济困的工作，多做春风化雨、解疑释惑的工作，多做理顺情绪、化解矛盾的工作，在“走基层送服务”中惠民生、促发展。二是靠组织引导。适应新时代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群众利益诉求日益多元的新形势，进一步优化界别设置，增强界别代表性，通过健全联系指导机制，拓展群众有效参与的渠道载体，统筹协调委员联系界别群众工作，坚持分散与集中相结合，使个人作用和集体优势相辅相成，提升联系界别群众成效。三是靠方法艺术。一个界别就是一条团结的渠道，一名委员就是一个团结的因子，要搭建好下沉基层、开放联系的平台，把联系界别群众工作进一步做深做实。比如，山东省政协建好用好“界别同心汇”聚识平台，聚焦“学习座谈会”“政策宣讲厅”“协商圆桌会”“社情民意站”四个功能开展工作，同时开展灵活、多样、小微的活动，有力畅通到达群众身边的“最后一公里”。

　　（四）厚植富有政协特色的协商文化。政协工作说到底是做人的工作，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离不开与之相适应的协商文化来内化濡染、感化支撑。政协协商的以“公正理性”为基因、以“求真务实”为底色、以“平等互信”为前提、以“开放包容”为特征，共同构成了政协协商文化的内核。一要嵌入顶层设计。以协商文化建设引领协商制度建设，对“相互尊重、平等协商而不强加于人，遵循规则、有序协商而不各说各话，体谅包容、真诚协商而不偏激偏执”的协商理念，作出制度化呈现。二要浸入环境氛围。把协商文化元素体现到场景布置、活动组织等各方面，让隐形的文化精神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的显性环境状态。三要融入履职实践，把协商文化所倡导的思想理念、价值追求、思维方式，转化为政协委员的内在自觉，转化为“为国履职、为民尽责”的具体实践。

　　四、组织保障：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为人民政协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提供根本保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坚持党的领导贯穿到政协全部工作之中，切实落实党中央对人民政协工作的各项要求。”［7］实践证明，党的领导是人民政协事业发展的“定海神针”，只有旗帜鲜明讲政治，把一切工作都放在党的领导下来谋划、推进和落实，政协事业才能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进，协商民主实践才能展现更加蓬勃的生机活力。

　　（一）加强思想政治引领。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思想政治引领工作也要随之创新，做到“引”之有力、“领”之有效。一是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把握“团结教育引导”这一基本方法，抓牢“代表人士”这个关键人群，广泛引领政协委员和界别群众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不懈在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巩固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二是突出政治培训，健全完善包括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常委会专题学习、专委会党组集体学习、委员集中学习培训等学习矩阵，落实好“第一议题”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座谈会制度，进一步深化委员读书活动，教育引导委员持续增强政治意识，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三是同经常性思想政治工作结合起来，完善谈心谈话、走访看望委员、党员委员联系党外委员等制度，与委员常见面、深交流、真交心，不断增进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

　　（二）健全政协党的组织体系。“党的力量来自组织，组织能使力量倍增。”［8］坚持和加强党对政协工作的全面领导，重点是要构建起既符合政协特点、又能有效覆盖的组织体系。一方面，要健全组织网络。结合政协组织构成和工作原则，发挥好政协党组在政协工作中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的领导作用，持续深化机关党组、专委会分党组建设，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构建上下贯通、权责清晰、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全链条压紧压实党建责任。另一方面，要延展党建触角。立足政协运行机制和活动方式的特殊性，探索建立临时党支部、功能型党支部等，健全完善联系无党派人士界、宗教界委员机制，推动党员委员规范参加双重组织生活，使党的工作延伸到政协履职“神经末梢”，更好实现党的组织对党员委员的全覆盖、党的工作对政协委员的全覆盖。

　　（三）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履职。党的建设和业务工作如车之双轮、鸟之两翼，只有推动党建与履职互融共促，才能真正把党的组织力量、组织优势转化为政协事业发展动力、发展优势。一是以党建管方向。严格执行重大事项请示报告、政协党组定期向党委专题汇报工作以及党委会同政府、政协制定年度协商计划等制度机制，把党的领导贯穿到协商议政、民主监督、凝聚共识和自身建设等各方面，更好为协商民主领航定向。二是以党建带队伍。发挥党员委员示范引领作用，引导党员委员在政治引领、发扬民主、合作共事、廉洁奉公等方面带好头、作表率，以过硬本领和优良作风团结影响人，凝聚和带动全体委员更好履职尽责。三是以党建促工作。把党建工作流程嵌入业务工作链条，坚持一体谋划、一体部署、一体推进，将重要党建任务、重点协商活动、重大协商课题、专项民主监督议题同步纳入政协党组工作要点，找准履行职能的方向、主题、角度、落点，以高质量党建更好激发政协履职之能、释放政协协商之效。

　　（作者：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民政协理论研究会副会长，山东省政协主席）

　　注 释：

　　［1］“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参见新华网，http://www.news.cn/politics/20240721/cec09ea2bde840dfb99331c48ab5523a/c.html。

　　［2］习近平：“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保障人民当家作主”，载《求是》，2024年第4期。

　　［3］马克思、恩格斯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15页。

　　［4］《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294页。

　　［5］习近平：“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 全面发展协商民主”，载《求是》，2024年第5期。

　　［6］《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121页。

　　［7］《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266页。

　　［8］《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39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