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志业

　　“一届政协人，一生政协情”。在我即将告别政协委员这一岗位之时，感觉这句话特别贴切。回顾5年来的工作，我想用画好“工笔画”来描述自己的履职经历。

　　担任政协委员后，迎来了同事与亲友的祝贺，因为在许多人的心目中这是一种待遇和褒奖。我并没这么想，可能是因为长期以来“党叫干啥就干啥”的理念深入骨髓，反而一直在为如何履职尽责犯愁和思考。全国政协强调委员们要在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上“双向发力”，我作为对外友好界别、外事委员会的委员，自然就把自己双向发力的立足点放在自己相对熟悉的领域。

　　五年来，我每年都有自己的提案，也参与一些集体提案和其他委员的提案。总体上，我参与的提案聚焦两个“建设”，一个是“一带一路”建设，另一个是人才建设。这两个选择出于两个基本考虑。首先，这两个议题对于国家的长远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关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例如，“一带一路”倡议既是我国向世界提供的公共产品，也是向世界表明我国持续开放的发展路径。它不仅涉及我国自身发展的百年大计，也涉及我国与世界相互关系的百年大计。再例如，人才建设更是关系到国家发展的核心问题，大国的竞争首先是人才竞争，国家的长远发展首先是人才队伍建设的长远发展。其次，这两个议题一个具有开创性、探索性，需要从不同的角度去思考和推动；另一个具有多层次性、细腻性，需要深入地阐释和推进。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得到了国内各界，特别是企业界的积极响应，更是得到了世界各国，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积极响应。表达共建“一带一路”意愿的国家从最初的60多个扩展到目前的近150个。中巴经济走廊、亚吉铁路、雅万高铁、中老铁路等一系列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开工建设，涌现了一大批与“一带一路”建设相关的新事物，包括亚投行、数字丝绸之路、冰上丝绸之路、中欧班列等等。与此同时，“面子工程”“腐败工程”“债务陷阱”等无端指责也随之而来。如何让“一带一路”倡议有效实施并行稳致远成为我跟踪思考的问题，同时我参加了政协外委会和经社理事会相关领域的调研考察活动，了解了更多具体问题和实际困难。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2019年我提交了《关于高质量推进“一带一路”发展的提案》；2020年提交了《关于抗疫合作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提案》；2021年又提交了《从“大写意”转向“工笔画”需要提炼“一带一路”合作模式的提案》。这些提案从如何细化“一带一路”建设、如何克服疫情障碍、如何探索建立独特的规则和制度等视角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建议。这些提案均被采纳，并得到相关部门的反馈。特别是2020年的提案受到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的高度重视，被列为当年重点督办的提案。

　　人才问题是在平时研究工作中遇到的。中美战略竞争是不以我们能否认识到位而展开的，而这场竞争的关键在于科技创新能力的竞争，而科技创新能力的关键在于人才。换言之，中美两国谁拥有更多优秀人才，谁就能在竞争中拥有更多胜算。我国历来高度重视人才培养，努力吸引境外人才，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下大气力吸引出国留学人员回国创业，在人员安置、科研经费、实验设备、成果运用等方面给予各种优惠政策，聚集了许多优秀人才，带动了我国科研成果的大幅攀升。然而，一个严峻的现实是，更多的优秀人才包括大量中国留学生更愿在美国从事科研工作。以当前科研成果最为突出的人工智能领域为例，根据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的报告，全球顶尖的人工智能研究者中，有59%效力于美国大学和公司，11%效力于中国大学和公司，10%效力于欧洲大学和公司。而在效力于美国的人工智能人才中有29%的人本科就读于中国。针对如何吸引和用好人才，我先后提供了3件提案，并且参加了由孔泉副主任牵头的关于加强非通用语言建设的提案，该提案涉及了非通用语言人才的培养和使用问题。

　　2022年，我提交了两件提案，一件是《关于精准施策吸引高科技人才的提案》，另一件是《关于深化院士制度改革的提案》，均针对如何精准地吸引人才、留住人才和用好高科技人才这一议题。

　　前一件提案主要提醒相关管理部门，采取更精准的举措吸引和用好人才。我国确实在吸引国际人才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但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如何提供更多经费，包括增加科研经费、提高科研人员收入、科研成果的分成回报，如何在入境、入籍、办企、住房等方面提供更多优惠政策。政府部门的这些政策举措都是十分必要的，但还不够精准。我参与政协的考察调研活动时曾与深圳几位回国创业的年轻企业家交谈，在回答“为什么选择深圳创业”的问题时，他们纷纷表示，深圳的人文环境比北京、上海等城市要好，不需要为老人就医、孩子上学等生活琐事花费较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处理人际关系。他们表示，他们并不期待特殊政策的优越感，更期待公平公开的社会政策。我在北京与一些科研院所的专家们进行交谈，从这些交流中了解到他们的烦恼和需求。他们最需要的是时间、精力、团队、仪器设备、设计软件、实验环境，以及与这些需求相配套的资金。然而，他们要面对的是每周花相当多的时间用于参加各种与研究领域不相干的会议、学习，为经费的使用填写各种表格、报销各种票据，特别是职称评审不以实际研究成果为衡量标准，而以在刊物上特别是外刊上发表多少论文为标准。因此，对科研人员而言，他们最需要的是时间和精力。

　　于是，我在《关于精准施策吸引高科技人才的提案》中建议，相关部门要尽可能为科研人员减少一般性的学习和会议，保证他们充分的科研时间。通过改革科研职称体系，让职称适应各学科、各领域的人才需求。简化科研经费的运用程序，发挥其激励科研人员而不是困扰他们的作用。科技部回复称，相关建议“对优化创新创业政策环境，吸引更多优秀科技人才回国（来华）创新创业具有重要意义”。

　　后一提案也是本人在与科研人员、一些院士的交流中了解到的情况，针对院士产生过程中出现的“官僚化”“山头化”“商业化”迹象，提出要深化院士制度改革，提出“让荣誉回归荣誉”，要求院士不参加商业活动，对院士进行必要的考核，并把考核重点放在科研成果是否提升生产和工作效率、卡脖子项目是否有所突破、相关领域的科研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等，并建议两院为青年科研人员设立“候补院士”人才蓄水池。中科院回复称，提案中的问题“正是我院和相关部门关注的深层次突出问题和改革关键环节。”中国工程院回复称，提案的建议“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作为政协委员的新手，我也特别关注政协工作本身，在学习如何履职尽责的过程中，对政协自身的工作产生了一些想法，以“牛犊不怕虎”的精神，对自己在参与调研考察过程中感受到的问题提出了意见和建议，得到了政协领导，特别是汪洋主席的重视。

　　去年6月，我在全国政协委员履职平台上，就如何做好政协工作提了几点意见。首先，就如何进一步搞好调研提出了建议，认为政协的考察调研程式化的色彩较重，不能深入细致地了解真实情况，和实际问题。因此我建议要为参加考察的委员留出一定的时间，允许他们就一些问题进行追问，允许他们深入当地企业、基层进行随机调研。其次，就鼓励委员搞自主调研提出了一些想法，如委员年初报自主调研计划，获批准后提供资金，结束后提供调研报告。汪洋主席针对我的建议跟贴批示：“值得重视”。

　　当然，五年的履职工作远不止这些，读书、考察、研究、国际交流……，让我真切地感受到，人民政协不愧为“大学堂”“大智库”。虽然我被授予“优秀履职奖”，但看到履职尽责还有很大的空间。

　　(作者：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原院长)